从此买卖不砍价
鲍勇剑 教授
University of Lethbridge
去过上海和北京的朋友至今还怀念熙熙攘攘的襄阳路和秀水街。不知道是带了太多外国友人去的缘故，还是擅长用家乡话和安徽的摊主砍价的原因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被当作旅行社的导游。“鲍导来了，”我一出现，现场一片欢呼。尽管储藏间堆积了一大包劣质产品，我还是乐此不疲，往返于简陋的摊铺，享受高高低低的砍价过程。从那些破烂摊铺被搬迁进入宽敞明亮的新建筑那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。那些笨拙的城建官僚永远不会理解陋蔽的商铺是必要的背景道具。它是营造砍价心理体验的重要场景。没有了喧嚣嘈杂的声音和拥挤人群的汗味，也就没有了享受砍价过程的催化剂。在那儿，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客，砍价既是一种辛苦的体力劳动，又是一番精神胜利的战斗。一个摊铺就是一个小剧场，顾客和商贩共同演出“友好对抗”的剧目。
到了日本的金沢市，我才了解到这世界上还有一人一价的买卖。金沢和京都至今保留着日本的古老文化民俗。京都的保留大多成为旅游景点。金沢的古风还贯穿在日常市井生活中。到达的第一个晚上，七拐八转，老朋友田中君带着我来到他极力推崇的一个小酒馆。酒馆不大，已经在里面的几位客人一一向我们问候打招呼。向酒馆老板奉上从中国带来的绍兴花雕，田中君说，你现在是真正的客人了。绕了半天，方才明白，每个入店的新客人都需要有老客人的引荐。否则，再多钱也没有座位。这里的客人不是街坊而是“酒坊”。二杯酒下肚后，大家互相品头论足，说东道西，其乐融融。夜深后，各自散去，又回到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和工作循环中。他们似乎喝的不是酒，而是相互之间暂时的信任。让我奇怪的是，酒馆老板递过来的菜单和酒单没有价格，也没有人问价。付账时，没有小费，也没有任何关于价格的质询或讨论。酒后，田中君要领我去最古老的歌舞伎馆。那也是要有人引荐才能去消费的。在让谁做引荐人的问题上，他踌躇半晌。我建议同座的那位漆器艺术家。最后，田中君却选择了酒馆的小老板。歌舞伎馆大厅内，一颗140年的日本松从屋内长出屋顶。树下颤微微地坐着一位年近80的老太太。田中君说她年轻时是这里的名角，现在还拥有这个伎馆。有盛装和服的伺应生，但没有表演。就这样，二杯酒花费了将近1万日元。出来后，田中君轻舒一口气：这是最便宜的，要是艺术家引荐就不知道要付多少了。原来，每个消费者的价码都是不一样的。社会地位越高，面子越大，价码越高。在那里，价格仍然是由价值决定的。不过，价值包含了经济消费价值和社会地位消费价值二个方面。本事大、地位高的人也同时“享受”更高的价格。
无论是砍价还是一人一价，它们都反映出价格背后的社会心理和人文关系。上一次访问上海，我也发现了变化中的价格。老兄弟建军领我去上海火车站旁边的眼镜总汇找他的老伙计，阿健。我们一口气买了6付。直接付钱下楼后，建军说，阿健又赚了1000块。“知道成本，那你为什么不砍价？！”我问。“因为我想每次来，他还在，我还能有他灿烂的微笑服务。”建军答道。隔日，与老友应容同去刘海粟艺术馆。观赏唐卡展览后，我们在馆内只有一位服务生的咖啡馆小憩。一杯30元的咖啡，那位服务生也三次送来咖啡、伴侣和温温的漱口水。期间，她还耐心地向一位要买冰激凌的小童解释：店面小，没有备货，非常抱歉，下次要准备。离开时，应容走过去致谢，还奉上了10元小费。看着我诧异的眼神，应容释疑道：我要帮她记住被欣赏的美好，下次重复这样的服务。
我十岁的女儿在电视节目之间认真地看广告。她妈妈嗔怪道：傻瓜，让眼睛休息，广告有什么好看的？女儿回答：如果我们都不看广告，电视台不能赚钱，我就没有电视看了。孩子是我们的老师。买卖之间，除了价格交易，还有人文约定和文化体验。从此后，在餐馆里，但凡接受有乡音的服务，我会悄悄地多付一点点。他们唤起了我的乡亲乡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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